久沒有讀中國作家的作品，近日有機會到台灣逛逛，書種和書量都極多，而營業時間特長，甚至是二十四小時不眠不休的誠品書店，是書虫如我的朝聖之地，像血拼似的，每進去一回，就會花費上千（港元）。 今次搜回來的其中一本，就是韓少功的《鞋癖》。
中國作家的作品，在大學和剛畢業那幾年看得很多，尤其是莫言，到現在一想起他的名字腦海裡就立即會展開一大片紅土地、高掛的艷陽、和底下因乾風擺動的高粱，鮮活得，眼前一幅用色濃烈又大膽的畫一樣。韓少功的短篇小說也愛看，倒是沒有像看莫言時那麼專，後來移居外國，好幾年都一直徘徊於日本、台灣、西方小說或論文中，背景都以城市居多， 留連在字裡行間的，是混凝土的氣味（或沒氣味），在感官方面，城市裡有的是公路，車輛、從電視或廣告或MTV流進來的吵鬧聲、用油墨或是液晶螢幕顯現出來的幾百萬象的顏色、和不斷向上伸展和向外擴張，吞食了越來越多自然風景，並橫越在人與人中間的鋼筋和牆。在這種環境孕育出來的文字裡面，聲色應該是不少的，可是在色彩的濃度和場景的質感上，總好像沒有內地以鄉土為根的故事那麼強烈，這可能是因為城市，到底是一個人工的空間。
不過，在另一方面，城市的文學亦有它的特別之處，猶如城市本身，它或多或少地可以脫離許多傳統的製限，作家在寫法、意念和想像上，可以有很多新的嘗試。 這其實沒有誰好誰不好的，只是因為城市文學讀多了，再來讀《鞋癖》（台灣聯經出版，2011年），感覺很耳目一新，因為裡面的故事很多以鄉土為背景，書寫手法傳統而紮實。
《鞋癖》裡收錄了二十一個短篇小說，書寫時間橫跨1987至2009年，如果要粗略地分類的話，寫於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上期的，多是文革前後的農鄉狀況，又或者是作者當年上山下鄉的所見所聞；而寫於千禧年之後的作品，更多是反映到改革開放多年之後，中國現今社會新的面貌和怪現象。
〈北門口預言〉這一篇，寫於1992年，篇幅很短，所涵蓋的時間卻很是開闊，從遙遙兩千年以前的一個石俑一直到 “預言” 中的未來，而且不只時間，在故事舞台的開拓上，一樣大刀闊斧，這並不是說小說在空間上跨洋過海，一整個故事就只發生在北門口，可是北門口這個類似鄉鎮一樣的地方，卻並不平凡。
故事一開首，韓少功即說：「北門口是殺人的地方」。
然後，在緊接著第二段中，作者一口氣帶出了這裡有城樓，樓上有烏鴉，還掛著「古道雄關」四個大字，日照打下來，城樓的影子「凌空欲下」，直撲到順河水進城的外地人的頭上，青苔漫爬，蓬蒿叢生，如此氣勢，讓不知就裡的外地人直覺「這裡一定發生過什麼大事」，可是又「無從打聽」。開場不過百多字，已現出北門口這個地方一片肅殺、神祕卻危險的氣氛。
接下來，作者把筆鋒轉向北門口的人，都很生動，例如運來外地人的河上有密密的搗衣聲，街面上很多老嫗，都在擺賣，北門口除了一般貨品，還出鴉片和槍。再走過去是牛馬市集和飯店，男人們買賣成交了要去喝酒找樂的，飯店廚房裡一鍋濃濃用來熬菜熬肉的湯，萬年翻滾著，有人有動物有吃的也有拉的，還有漢子們喝到酒酣耳熱時的鬥歌，場面越來越熱鬧而氣味也越來越濃烈。市面上是一片正常的人生百態；但同時，作者卻一而再地提醒著我們北門口是什麼地方，一共三次：
北門口是殺人的地方（一開場）
北門口以前是殺人的地方（推進，並帶出歷史性）
北門口是殺人的地方（再次推進，並帶出當地人如何與這 “殺人” 共存）
北門口人對於行刑亦已是司空見慣，只要不殃及自己，看人殺頭其實是一大娛樂，後來社會文明了點，斬首改成了槍決，北門口人還嫌不夠過癮。 可以說，殺戮和血腥已經是北門口人生活的一部份了。 有趣的是，作者在這裡用“殺人”這個詞，而不是 “處刑”、“處斬” 。“處刑”、“處斬”這一類官方式的字眼，在很大程度上把整件事正當化了，就好比在戰場上說 “殺敵” 而不說 “殺人” 一樣，然而，披著王法的外衣的屠刀之下，到底有沒有是非之分？
〈北門口預言〉中詳細記錄著的處刑只有兩次，首先是一個土匪，明明是匪，卻被描寫得更像一條好漢，不只殺得劊子手一臉狼狽，行刑前還大嚷「姓彭的你⋯⋯等著」。 第二個被作者用更多筆墨去記錄下來的死囚，本來是官，後來又成了匪。 原來在北門口，官匪難分，有時角色還可以互換，這有點讓人想到姜文的《讓子彈飛》。小說中的王文彬，其實是個銳意改革，為人清廉的好官，上到台想在濁水中引入清泉，可是人們有時最忌諱的，就是一個 “改” 字，他不貪，連帶底下做事的人想貪都貪不得，諷刺的是，那些明明因為他的新政受惠不少的一般百姓都覺得他不貪不嫖不殺不像一個官，明明做的是好事，卻引來一城人滿肚子的不滿。後來來了一支新的軍隊（軍閥時代？），王文彬一下子被標成土匪，一樣在北門口被斬了，他媳婦來到城門前喊冤時，喊出來的其中一個名字，就是 “彭” 家大叔。這個從不浮出水面來的 “彭家大叔” 又是誰？處死土匪時喊的是他，處死良官時喊的也是他。在每一場死刑秀的背後，分明埋藏了很多故事。
到後來時移世易，城門前再不吹號行刑，街上又是百貨公司又是郵局又是銀行的，一片新面貌，人們從一個工地裡刮出一個西漢時代的石俑，有人傳說從石俑冰冷的臉上看到了枉死的王文彬的面影。是從前的俑像今天的人？還是今天的人長得似從前的俑？一古一今，彼此隔著兩千年遙遙呼應，他們所共享的面貌，彷彿也暗示了一個民族兩千年來的善惡、榮衰、荒謬和徒勞。
（石俑）雙眼平視遠方，嘴唇緊閉，似乎不願說出往事。
我摸到了他（作者用 “他”，而不是 “它”）的腿，感到一種刺心的冰涼⋯⋯我不知道這件古物的製作者是誰，也不知道當年製作時是否參照過什麼人的面容，但我摸到了兩千年的冰涼。
石俑是無名的，他在兩千多年作為一個社會或是漢朝廷的一份子，到底擔任了什麼職責發揮過什麼功能，作者沒有交代，我們不得而知。而枉死於近世的王文彬，他在石俑出土之時，其實已被大部份人遺忘，他生前的功績只是徒勞，就連他遺書中為民而枉死的感歎，也沒有人看得懂。
讀韓少功的《鞋癖》，會發覺自己一次又一次碰到這一類形象單薄的人物，不是他們個性不分明，而是他們在大家大國大發展大道理中，是死了也沒人察覺的小人物，像〈土地〉（2004年）中代表著離鄉背井打工的農民的鳥，也是無名的，在「我」 的手裡「像一片影子」；在〈月光兩題〉（2004年）中，付不起醫藥費而讓癌症一點一點地侵蝕自己的劉長子是「一片火燒雲中」一個「孤獨的剪影」，他那在外地工作到要替老闆生孩子，工錢卻一塊不少地寄回來養家的老婆，也「從來沒讓我看到過正面」，「是一個躲避目光的影子」。 比起莫言，韓少功的故事可能沒有那麼多戲劇性，不過從他那平實的敘事以及一眾淡薄得一掐即碎的 “影子” 中，我們彷彿可以更貼近生活。 如此微小，所以，悲哀起來，也特別真實 。
此篇題為〈北門口預言〉，卻幾乎通篇故事都與預言無關，只是在最後一兩段，作者把「主要」的故事都已經說完了，才「附帶」說起十年前一個路過北門口的白髮老人的提起過的一則預言， 說這裡日後會「土裡出金，河裡流血」。 小說寫於1992年，內地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十數個年頭，在一些沿海地方及行業中，已經開始見到成果，到今天，中國已經發展到擁有連西方各國也十分忌憚的財力和國力，確實是「土裡出金」。另一方面，「河裡留血」正是指隨著發展而來的的嚴重污染。 從描寫北門口的人和事到最後兩則突然被順便提出來的預言，小說好像從這裡分成前後兩截，彼此並不連貫，可是，兩則預言其實緊緊呼應著前面所述：「土裡出金」的發展（經濟改革）對照著王文彬的反貪反腐反嫖富人加稅窮人讀書（政治改革）；「河裡流血」的 “血紅色”，更是從文章一開始的「北門口是個殺人的地方」，一直帶到小說最後尾，從殺戮的紅到化工廠的紅，到代表著革命的紅，到整個民族一起扭頭向錢看時眼裡出現的紅，鋪天蓋地：「 紅了牆瓦和道路，紅了晾曬的衣衫，紅了老人的白髮，紅了雞鴨和豬狗，甚至連人拉出的糞便也泛紅。我曾見到某家的一隻老鼠，如全身抹了胭脂，一道紅光射入衣櫃底下。」 好比纏繞著這個民族好幾千年的執迷與瘋狂一樣，這「紅」滲透的不只江河土地，還有人身人心。 因此，北門口的「預言」也是「寓言」，一路寫來，直寫到一整個民族最哀愁最絕望之處：
這條陌生的河流，閃著月亮的波光，流向嘩啦嘩啦的黑暗。在波光熄滅的前面那一片河灘，野渡無人，有一條隱約可見的空船，似乎也將滑向無邊黑暗不再回來。
看到這裡，好像已經可以為一個民族寫下結語，那裡沒有出口， 所以作者說，他要「走出紅色」。
走出 “紅色”，可不可以理解為走出現在這個讓人昏了頭的 “迷象”？在這裡，作者回到了執筆之人的身份，他要走出 “紅色”，他要利用文字來紀錄和反映。當年魯迅棄醫從文，就是希望能以文字來喚醒人心，過了差不多一個世紀，原來這種鬥爭還在繼續著，而文字獄的情況，好像跟百年之前沒什麼兩樣。 這樣想來時，就會發覺不管朝野怎樣更替、經濟如何起飛、城市怎樣改頭換面、男男女女身上可以掛上幾多件外國知名品牌，我們北門口人在骨子裡，始終緊抱著同一份愚昧和腐朽，就好比連繫著西漢石俑和王文彬那一片模糊又相似的面貌，千載不變。
– 2011年8月於香港